潘懋元（1920—2022），广东揭阳人。教育家。1945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教育系，1946年到厦门大学教育系任教。曾任厦门大学副校长、厦门大学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著有《潘懋元文集》（8卷）等，主编《高等教育学》等。
2022年12月6日，我们最爱的，也是最爱我们的潘懋元先生走了，去天堂教书了，天南地北的弟子们沉浸在无尽的哀恸中。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102岁的老人离我们而去，原是“意料之中”。然而，他老人家总是在创造人生的奇迹，带给我们太多“意料之外”，以至于我们无法用“普通人”的逻辑去理解他的“非常人生”。
潘先生一生获得过无数荣誉，但成就与荣誉并非先生的人生追求，他最在意的是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和学生成长。如果让我来概括潘先生的一生，我会说：潘先生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生命奇迹的人，也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学科历史的人，更是有意识地、自觉地创造教师风范的人。
潘先生年少时体弱多病，而到了耄耋之年，他的生命韧性十足，一次又一次迸发出新的活力，不断突破极限，不断创造奇迹。
2005年5月，潘先生带着2002级博士生到北京进行为期一周的社会实践，这是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培养博士生的“传统节目”，起始于1999年。在京期间，他患上了严重的肺炎，被就近送往京郊的一家医院进行抢救。彼时的他已是85岁高龄，看当时的情形，我们都以为很难挺过来了，可他奇迹般地恢复了。2018年，潘先生被确诊为癌症，家人商议后一致同意采取保守治疗，但在征求他的意见时，老人家毅然决定赴上海进行手术。对于一位98岁的老人而言，这是一场难以想象的考验，然而，他又一次创造了生命奇迹。
病情稳定之后，潘先生依旧躬行于教学与研究第一线，继续准时出现在课堂上，坚持逐一点评博士生的课程汇报，用红笔逐字逐句地批改学生作业，这是他数十年的习惯。前几年，多数学术会议和报告转到了线上，他总是准时地出现在镜头前。有的会议时间很长，一些年轻人都觉得身体吃不消，可是潘先生场场不落，全神贯注地倾听每一位报告人的演讲，并认线月，病魔又一次来袭，潘先生住进了重症监护室，病榻之上的他仍惦记着给学生的书写序。呼吸机面罩遮住了嘴巴，无法口述，他就用手指一笔一画在他儿子的手上写下修改意见。一位医生感慨：“我在重症监护室工作了20多年，从来没有见过这么顽强的老人。潘教授的意志非常顽强，内脏器官也一样顽强，真是令人难以想象！”因此，即便收到了病危通知书，弟子们仍心怀确信，认为先生还能像前几次一样化险为夷。但这次他却出乎意料地离开了，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潘先生晚年对全国高等教育的许多数据仍烂熟于心，每年度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一到手，他都会在第一时间更新自己大脑里的数据，从不滞后。潘先生不仅有超越年龄的“超人”记忆，更有超越时代的“前瞻之思”。在2019年的一次座谈会上，潘先生说：“翻转课堂和慕课等教育技术已经在教学领域炙手可热，但它们在互联网技术深入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面前，只是冰山一角，还有许多新的问题将陆续出现。目前对教育技术接受度最低的就是一些年龄大的老教师，越是经验丰富、资历深的老教师越需要拥抱新技术。”听到他讲这番话，在座的人会心一笑，因为潘先生就是年龄最长的那位。
2020年8月，在纪念他百岁华诞暨从教85周年的学术研讨会上，潘先生呼吁：“不仅要让机器人会思考，还要借助脑科学的力量，加强机器人的伦理道德和情感教育。”他预见到了人工智能也会遇到伦理道德问题。
教育技术迅猛发展，潘先生不只是观察、思考，还带头“上网课”。2020年年底，潘先生应邀在线上作了题为《高等学校内涵式发展的内涵与样板》的报告，为全国3万多名师生上了一小时的网课。一开始，他坚持要站着上课，在大家的劝说下，总算答应坐下讲。他课后风趣地说：“如果这样坐着还累，那我还能干什么？”这让我想起了2017年10月，我到北京出差，请老人家代我给厦大本科生上一堂通识课，他竟然站着讲了两节课。潘先生用实际行动向“95后”学生们展示了97岁大先生的课堂风采！
厦门大学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发展到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发展到今天，潘先生都是当之无愧的领军者。他以一位教育家的智慧，带领高等教育研究界一路前行。
20世纪80年代，厦大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招收第一批和第二批硕士生时，师资严重不足，也没有成体系的课程，这两批硕士生前一年半的学业都是在华东师大完成的。王伟廉师兄是我国第一位高等教育学博士研究生，他入学的第一个学期没有上课，待我在1987年秋季入学后，潘先生开始给我们俩一起上课，只上了两天，我们的学习就结束了。此后，潘先生便让我们俩给硕士生上课，每人必须开两门课，以授课效果的好坏来决定我们这门课程的成绩。为解决师资问题，潘先生早期只能在厦大其他学院招人，故高教所早期的教师几乎都是跨学科的背景。在王伟廉读博期间，潘先生就把他调入厦大。自第一批硕士生毕业开始，潘先生不知做了多少学生的工作，希望他们能留校任教。
厦大高教所刚起步时，经费紧张，面对窘境，潘先生提出一个大胆的建议：高教所出国进修的老师，回国之后最好将国家给的出国津贴或对方给的奖学金捐出来四分之一。至今仍有人对此事“耿耿于怀”。
潘先生选拔人才不拘一格，对学生的培养也从不因循守旧。当年，唐德海连续两年报考高教所的博士都没有成功，皆是因为英语成绩不达标，潘先生知道了他读博士的决心后，考察了他的学术潜质，对他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给予认可，于是专门向学校研究生院申请，特许他第三年不用再考专业课，专心备考英语，第三年终于成功“上岸”。潘先生在培养学生上经常打破常规，能够从学生的角度看待问题，而不是以“规矩”死板地限制学生。这些“超常规”的举措，能触动学生的心灵，起到了“意料之外”的教育效果，这就是潘先生的教育智慧。
高等教育学在中国是一个新学科，也可以说是一个“晚成”的学科。之所以说“晚成”，道理十分简单，该学科从成立至今只有40年的历史。严格说来，潘先生也是一位“晚成”的学者，因为他真正开始投入高等教育研究是在“耳顺”之年。一位“大器晚成”的学者，创造了一个“晚成”的学科，这本身就是学术界的一个奇迹。
开创一门新的学科究竟有多么艰难，弟子们知道的不是很多，也从没有听潘先生说起过这段历史。但我们知道，如果没有潘先生的努力，高等教育学何时在中国产生还是一个未知数，今天高等教育研究的规模和水平也是一个未知数。
虽然在20世纪50年代，潘先生就结合工作实际与同事们完成了《高等学校教育学讲义》的编写工作，但此书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厦门大学，在全国并没有很大的影响力，也没有学科的“合法性”。因时代风雨，这项工作按下了“暂停键”，一拖就是20余年。面对现实的困厄，潘先生发展高等教育学的信心丝毫未受影响，以“蛰伏”的心态等待时机到来，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末抓住改革开放的契机，重提设立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必要性，强烈呼吁加强高等教育研究，以坚定的自信造就了一个“学科奇迹”。
高等教育学学科自设立伊始，便有学者质疑：高等教育学是不是一门独立的学科？要不要建立高等教育学？高等教育研究到底是学科还是领域？甚至有学者认为，只有普通教育才是教育科学研究的对象，才需要教育理论，高等教育与普通教育在教育基本原理上是一致的，只要研究普通教育，就可以探索出基本的、共同的教育规律；至于高等教育的特殊问题，仅是一些规章制度、办法措施等具体问题，可以让法令、条例来规定，用经验来补充，不必从事专门的研究。
“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潘先生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内容，是他在教育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也可以说是高等教育学学科起步的“基石”。随着高等教育学学科的设立及研究的开展，关于学科合法性的讨论逐渐少了，但质疑“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声音开始响起。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有学者认为“潘懋元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划分不科学”，由此引发了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争鸣，甚至连潘先生的挚友黄济先生、长子潘世墨教授都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进入新世纪，又有学者对“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科学性提出了质疑。然而，质疑和商榷仿佛都在潘先生的意料之中。他曾坚定地说：“‘始生之物，其形必丑’，要建立一门新的学科，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必须经过长期的经验积累和高度的理论概括，问题在于必须迈开第一步。”（《潘懋元论高等教育》，福建教育出版社）可见，他对学科建设过程中的艰难和曲折早有心理准备，其创建高等教育学的信心从未动摇。拉长历史的焦距回顾这段历史，曾经引起争鸣的“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中的“外部规律”，经过时间和实践的检验，已经成为今日“跳出教育看教育”的理论铺垫。
潘先生在给我们上课时曾介绍了“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提出的动因。他说，改革开放之初，教育界正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亟待探寻教育规律，尊重教育的基本规律。从潘先生的解读不难理解，关注“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是为了减少高等教育的“折腾”。回过头来看，正是因为“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和讨论，引发了人们对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重视，客观上起到了为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探明方向的作用。
今日回顾这场时隐时现的理论争鸣，其实并没有“胜负”之分。当年这些争鸣的意义在于，人们开始思考和寻找高等教育活动的客观规律，按教育规律办事成为共识。因此，“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的提出就具有了启蒙意义。潘先生认为：“对这个理论的认识要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并不需要对他人的质疑进行过度的反驳。学术需要争鸣，争鸣是一件好事，有利于学科建设与发展。”一位当年与他争鸣的晚辈学者到厦门出差，先生在家里接待了他，让这位晚辈深感意外。当时，面对同辈学者乃至后辈的商榷，他的反应是冷静的，回应是理性的，体现了潘先生对不同意见的包容，这也是一种学术生命力所在。反观当下，一些学术领域看似繁荣，却少见争鸣。如此对比，潘先生这种“既坚持又包容”的学术品质更显得弥足珍贵。
学术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要素。厦大的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既有长处，也有“短板”，没有刊物就是“短板”之一。殊不知，对刊物这个问题，潘先生的想法与他人不同。当时在读硕士的周川回忆：“大约是在1986年年底或1987年年初，福建省有关部门考虑到厦大高教所的学术实力和影响，建议所里办一份高等教育的学术期刊，并答应给公开刊号。潘先生权衡之后并没有接受这个任务，因为博士点刚刚批下来，他在全所会议上说：‘我们所里的老师应该有信心在国内其他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尤其要在国内最好的专业期刊上发文章。以为自己办一份期刊便于发文章，那就没出息。如果要办这个期刊，你们谁愿意投入全部精力办？’”在这个问题上，潘先生仿佛是一位时代潮流的“逆行者”。
潘先生对高等教育学的学科情结，伴随着他的一生。在晚年，潘先生也有自己的遗憾。他不止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虽然目前高等教育学学科的发展已经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高等教育学仍是二级学科，而国家有关政策以一级学科为建设单位，一些研究机构只能顶着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帽子”来进行高等教育研究，当务之急是将高等教育学升为一级学科，否则不利于高等教育学学科的长远发展。
所谓“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他像庇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高等教育学的学科发展“殚精竭虑，死而后已”。潘先生做到了“致广大而尽精微”，特别能从超越时空的角度，去思考、判断和决断高等教育研究的重大问题。
潘先生超越“经师”的为师之道值得回味。他遴选人才的眼光常常让人出乎意料，他培养学生的方法也常常让人出乎意料，体现了一位伯乐的眼光与追求。他对学生的“严”时常令人出乎意料，他对学生的“好”则常常令学生们习以为常。无论是这份“严”还是那份“好”，弟子们都逐渐适应、理解了，并且已经开始传承和发扬。
潘先生一生做教师，他总是带着极其庄严肃穆的神情，孜孜以求于教书育人的事业。他的教育管理工作总是彰显着一种格外严肃的精神，他的教育研究实践总是表现出一种格外严谨的态度，他的教书育人活动总是表现出一种格外严格的作风。
他曾超常规地直接把“老高三”樊安群录取为博士生。为了让樊安群尽快熟悉高等教育研究，潘先生要求他一年写二十本书的读书笔记，并亲自批改了这些读书笔记。还有一位博士生，在二年级时到国外联合培养，回国后拜见潘先生，先生问的第一件事是“是否完成了6篇作业”。那位同学没想到，联合培养回来之后还要交作业，直到交了作业才算了事。
我也有被严格要求的经历。记得是2005年的一次硕士生毕业答辩，因为忙于本科教学评估，答辩时我迟到了几分钟，老人家不仅当众严厉批评了我，并且当即取消了我的答辩委员资格，最后只有四位委员参加答辩。
每位弟子在与潘先生相处过程中，都已经习惯了他的爱生如子和严格要求。在他的严格要求下，我们习得的不仅是做学问的态度，还有一位“好教师”的行为准则。
潘先生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其实是一种爱，而且是“大爱”。1987年，我去厦大考博，提前一周到了厦门，之前没有见过潘先生，到了之后就给老人家打电话，希望可以见老师一面，真实的想法是想通过见面摸到一点儿考试的信息。可老人家却说，你先安心备考，待考试之后再说。考试结束，我想没有必要再与老人家见面了，故利用下午的半天时间去了鼓浪屿，等我回到厦大招待所，看到房间的门上有一张小纸条，上面写道：
大光同志好！考试结束了，我来宾馆看你，想必你出去了，等了一会儿不见你回来，只好给你留下这个纸条，希望能在厦大再次见面。潘懋元
卢晓中回忆：“1999年冬，潘先生带博士生去长沙参加学术活动，他执意退掉了接待方购买的机票，一定要和学生们一起坐绿皮火车，他说可以在火车上给学生上课。我陪潘先生在软卧车厢，学生在硬卧车厢，到了晚上，他让我将随身带的大衣给硬卧车厢的同学们送去，因为硬卧车厢的毯子太薄。”1996年，华中科技大学拿到了高等教育学博士点，学校举行专家咨询会，安排张应强照顾潘先生。会后，潘先生送他一把黄杨木的梳子，并说：“谢谢你的照顾，这份礼物送给你的父母。”1998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在兰州开会，会务组安排赵婷婷照顾潘先生，活动结束时，潘先生也拿出一份礼物赠予赵婷婷，使她享受了与张应强同样的“礼遇”。
2021年年底，潘先生收到蔡映辉的专著《高校服务性劳动教育：理论与探索》，阅读后，给她打了两次电话，探讨书里的观点和案例，还“责怪”蔡映辉没有请他写序。2022年，潘先生在病榻上收到张祥云的专著《道理与功夫——人文教育学论纲》，也是打电话给张祥云，鼓励他继续在此领域深耕。平时，潘先生收到全国各地寄来的各种高等教育杂志，看到学生（包括已经毕业的学生）的文章，时常会打电话与作者讨论，鼓励他们继续深耕。
胡建华回忆：“1998年，潘先生去日本参加国际会议，会后专程去我在名古屋的家，鼓励我取得博士学位后回国工作。”听到校友们讲的故事，回想起来，我也曾陪着先生去过胡建华在南京的家、何云坤在湘潭的家。在北京工作的叶之红对先生馈赠的“嫁妆”记忆犹新。1989年，潘先生从英、法两国考察归来，先到了北京，得知她准备结婚，就把免税的家电指标送给她，让她凑足了当时成家必备的“三大件”。叶之红浑然不知，潘先生的几个子女都在等待着当时十分稀缺的家电指标。
在潘先生这里，子女与学生没有亲疏之分。他刚开始招收研究生不久，春节时听说有几位学生没回家过年，就邀请他们到自己家里一起吃年夜饭。几个子女难免有些情绪，认为除夕应该家人团聚，不应该有“外人”。潘先生听了之后告诉子女：“20世纪40年代初，我在内迁闽西长汀的厦大求学，家乡汕头沦陷，孤身一人，有家难归，因此特别理解年轻人过年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的心情。”听了父亲的故事，子女们也就理解了他的做法。
后来，潘先生请过年留校的学生吃团圆饭成了常态，只不过把这顿饭改在了除夕的前一天，饭后还会给学生发压岁钱。我调回厦大工作的第一年，没有回东北老家过年，他又把我们一家三口、另外两位留校过年的学生和他们的家人叫到家里吃年夜饭。
比吃年夜饭更惯常的，自然是先生的保留节目“周末沙龙”。每次沙龙结束后，他都会坚持挪着缓慢的脚步，在学生们的簇拥下走到电梯口，目送大家离去。电梯门徐徐关闭，先生的笑容定格在每个人心里……从潘先生的身上，你可以看到他对教师职业的爱和敬重，乃至敬畏。久而久之，你也会感觉到当教师的幸福和教师职业的神圣，会自觉不自觉地模仿先生的做法。
潘先生逝世后，2023年7月30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举办的“纪念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成立40周年大会”授予他“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研究终身成就奖”，颁奖词如是说：
板凳敢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他是中国教育界的传奇人物，15岁开始从教，生命不息，奋斗不止，在教育战线个春秋。他爱党爱国，曾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顾问，全身心投入国家教育现代化事业，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一面旗帜。他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他爱生如子、言传身教，桃李遍天下，培养的五百多位博士、硕士成为教育战线骨干力量。他开创中国高等教育学科，注重教育内外部规律研究，是中国人文社科自主知识体系建设的探索者、践行者。他，就是我国高等教育界的学术泰斗、大先生、教育家——潘懋元。
这是对潘先生一生最好的概括。毫不夸张地说，在高等教育学领域，潘先生是一个“现象级”的存在。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你看不出他“落伍”，尽管他常说自己老了；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你看不出他有任何畏难的迹象，尽管他前行艰难；在重大的时间节点上，他往往能做出理性的判断，你看不出他的彷徨；面对新现象、新问题，他能敏锐地反应，你看不出他的保守。他的思考与研究不仅与时代同步，甚至常常是超越了时代、超越了年龄、超越了常规。潘先生犹如一支永不熄灭的火炬，照亮了我国高等教育学的漫漫前路，指引着研究高等教育的学者与学子不断前行。
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于人的生命历程而言，百年很长。潘先生将他的一生贡献给了高等教育学，他是走在前面为我们开路的人，也是殚思竭虑为我们未来铺路的人。于中国高等教育学学科史而言，40年不长，然而中国高等教育学界的学人一定会记住为他们开创这个研究领域的潘先生。回想与潘先生的交往，我们还参不透他的精神世界，因为我们跟他还有距离——格局的、境界的、视野的、信心的、意志的。作为弟子，我们唯有恳恳切切、兢兢业业地为新时代的高等教育学作出一些实际的贡献，才能给为我们开路、指路的潘先生一个像样的交代。作为弟子，我们何其有幸遇到了潘先生，才让我们懂得了什么是“大先生”，才体悟到“大先生”的价值和珍贵。
